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近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健全适合农业农村特点的金融服务体系”,并强调“健全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为农村金融下一阶段的发力方向划定了顶层框架,指明了实践路径。
事实上,当前我国农村金融已实现基础服务全覆盖,涉农贷款余额突破53万亿元,普惠金融下沉成效显著,但仍面临供需结构失衡、抵押物不足、风险防控压力大等痛点。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农村金融需紧扣政策导向、立足市场实际,以体系重构与改革化险夯实根基,以精准滴灌聚焦主业,以政策协同优化生态,以高质量金融服务护航乡村全面振兴与农业强国建设。
从制度设计看,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特别是银行服务体系层次分明、分工明确:政策性银行聚焦中长期、低收益的准公共品领域;大型商业银行依托资金、科技优势,可以更好服务具有一定规模或产业链上的主体;农村中小银行则扎根基层,深耕小农户和偏远地区。三者各司其职、功能互补,共同构成相对完整的银行供给生态。
但实际中,当前农村金融体系仍存在一定的“功能定位不清”问题。政策性金融对粮食安全、种业振兴等领域的投入力度及其与财政的协同度,仍待提升;大中型商业银行服务下沉多集中于县域优质主体,未能充分体现其系统优势;而农村中小银行较多受治理结构、资本实力制约,加之部分机构确实曾出现偏离支农主业的倾向,致使其有效服务能力不足。在此基础上,功能定位不清带来的局部过度竞争压缩了小机构的业务发展空间,并对其经营可持续造成压力,进一步加剧了农村金融局部的供给失衡。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规范金融机构竞争秩序,深入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减量提质”,这指向一个基于农村金融供给格局现状下农村金融机构改革的深层次课题——农村中小银行改革在化解历史风险、优化治理结构的同时,应确保其支农支小定位不偏离,与其他银行机构有序竞争,共同打造多层次、差异化、可持续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要想实现这一课题并不容易。《金融时报》记者在近年来的采访调研中发现,在谈及本轮以省联社改革为重点的农信社改革可带来的发展红利时,部分地方法人机构负责人关注点较多落在化解存量风险、补充资本金、破除单户信贷额度上限、丰富服务内容等方面。这当然是改革化险可以带来的益处。不过需要认识到的是,改革后的省级农信机构特别是以统一法人模式改革形成的省级农商银行,其业务范围、组织框架天然会更接近大中型银行;而在以整体业绩和指标考核为目标的导向下,机构内部服务渠道搭建、决策方式、业务结构也会自然而然趋向于大中型银行。因此,如果只停留于享受改革红利,而没有借改革契机开展机制优化和服务优势重塑,不同类型机构间的同质化竞争反而可能加剧。
农村中小银行“减量提质”绝非简单的机构数量缩减。改革的目标应是帮助这类机构有效剥离过去使命漂移带来的风险以及以规模为导向的发展惯性,通过治标与治本相结合,使其更精准、更高效地发挥支农主力军作用。与此同时,改革化险不能只停留在机构层面,也应从地方金融供给的角度指导和推进改革。为此,机构自身需要对改革后的特征和优劣势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结合地区禀赋和经济特征,靶向支农支小的定位使命,在服务渠道调整、决策和业务流程、产品设计、绩效考核方式、人员配置等方面进行重新探索,唯有如此,农信机构才能真正形成可持续的差异化竞争力。站在更高维度的政府部门则应从完善农村金融供给格局的角度,引导规范各类金融机构的业务开展和竞争行为,并基于供给结构特征指导农村金融机构的改革深化。这本质上是对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再优化、再定位,其核心是顺应农业农村金融供需调整,既解决“谁来服务‘三农’”的问题,更解决“服务得准、服务得稳、服务得久”的问题。
“实施粮食流通提质增效项目,促进适销对路、优质优价”“引导农业企业在粮食主产区统筹布局加工产能”“强化产业项目统筹规划和科学论证,避免一哄而上、大起大落”“因地制宜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加强农产品市场监测预警和信息发布”……从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就可以看出,解决因信息不对称、决策片面性、产业链短和各环节间联动不足导致的农业供应链、产业链上的错配问题,被置于促进农业发展中更突出的位置。在强调上述重点的同时,《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五五”规划纲要还提出,“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推进产需衔接、结构优化、品质提升,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科技进步贡献率”。
政策导向的延伸背后,是农业产业发展需求的升级:包括粮食在内的农产品供给不再局限于种得出、产得多,更要求储得好、流得畅、卖得优,这对于流通、深加工在内的产业、供应环节协同水平以及地方政府产业研判和规划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同时,农业现代化的推进更离不开生物育种、智能农机、智慧农业等新质生产力的驱动,因此构建农业领域产业与技术迭代的良性循环,也势在必行。这种“生产+流通+技术”的全维度升级,将推动农业产业从分散化、碎片化向链条化、集约化转型,更将“带动农业农村人口稳定增收”作为核心目标,通过产业全链条升级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
产业升级导向下,相应的金融服务升级也必不可少,必须立足产业链视角,挖掘链上多元需求、创新链上风控模式,让金融服务贯穿产业全流程,实现资源精准配置。
立足这一核心逻辑,农村金融的创新服务、制度机制突破不应再着眼于单一产品或模式的优化,而是基于产业发展特征和趋势,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赋能”,进行全维度、系统性保障。例如在农业科技研发应用领域,除了需要创新知识产权质押、科技保险产品、助力农业科技企业获得直接融资,为研发环节提供“耐心资本”支持外,金融还应从产业需求端关注技术的落地应用,一方面可以从产业及主体发展角度判断农业科技研发的实用性,以指导科技研发的金融支持方向;另一方面,农业技术应用情况可以被纳入产业主体评价因素,以此提供更精准有效的资金支持。再例如,针对流通环节短板特别是农产品加工能力不足问题,在创新中长期融资模式中,存货质押、期货点价、保险等工具可以被融入其中,以系统性解决农业产业部分环节欠缺、风险管理缺少抓手等问题。
这种链式赋能的金融服务模式,本质上是实现产业需求与金融供给的同频共振:在政策延伸引导产业向全链条升级的基础上,产业升级催生链上多元金融需求,通过模式创新、产品迭代,适配链上需求、管控链上风险,有限的金融资源可以精准流向更关键、更薄弱、更具带动性的领域,为农业现代化与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更具针对性、系统性的金融支撑。
对于助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规划纲要还提出“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保护和调动农民务农种粮积极性”“加大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力度,实施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完善产粮大县奖补制度”等。农业产业普遍具有风险高、收益低、周期长的特点,依靠单独的金融业务可能难以可持续,在着眼产业链的基础上,金融与财政协同支撑被更多提及。不只是农业产业领域,常态化精准帮扶同样需要财政金融共同破解欠发达地区发展短板、兜底相对低收入群体家庭的民生和收入基本保障;还有在新型城镇化推进背景下,“人地钱”挂钩机制的落地核心是推动资源要素向乡村倾斜,破解城乡要素配置失衡问题、推动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全部常住人口等也都离不开财政与金融政策的协同发力。
财政金融协同的重要基础是进一步明确财政和金融在其中各自的角色定位,在深化零基预算改革的基础上,财政政策更多立足兜底、保障、引导等定位发挥作用,强化政策精准性和杠杆效应,并为金融支农筑牢基础,保证金融政策、服务更充分发挥相对优势。
以此为基础,财政金融协同支持乡村全面振兴的叙事框架下,财政政策需要找准发力点。例如聚焦粮食保障,财政应加大对粮食主产区、产粮大县的利益补偿力度,实施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完善产粮大县奖补制度。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粮食主产区往往存在财政压力重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导致其农业相关补贴及政策性保险的支撑面有限。通过多维度的利益补偿、明确专款专用,包括政策性保险、担保在内的金融工具可以更大范围发挥保障和防风险作用,并化解部分补贴不精准、支撑力弱的问题。聚焦城乡融合领域,财政资金分配导向也有待优化,除了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耕地保护、高标准农田建设等成效与财政资金分配挂钩,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比例,保障乡村产业、公共服务设施和农民住宅用地合理需求外,还应加大对县域城乡融合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财政投入,推动城镇优质资源向乡村延伸,为金融资源下沉营造良好环境。此外,财政政策需强化统筹协调,支持发行“三农”专项金融债、乡村振兴债,拓宽长期低成本资金来源,缓解农村金融“资金短、期限错配”问题。
农村金融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肩负着服务乡村全面振兴、助力农业强国建设的重大使命。从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的年度部署到“十五五”规划纲要的长远谋划,农村金融发展方向更清晰、任务更明确。我国农村金融目前正处于从“广覆盖”向“提质效”的转型关键一跃。面对新机遇新挑战,农村金融必须坚守支农支小初心,立足农业农村特点,摒弃粗放扩张、同质化竞争路径,走专业化、差异化、精细化发展之路。展望“十五五”时期,随着农村金融体系不断健全、服务能力持续提升、风险防控更加有效,农村金融必将成为激活农村要素、保障粮食安全、赋能乡村产业、促进农民增收、推动城乡融合的关键力量,为全面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坚实高效的金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