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家族成员为争夺控制权而相互攻讦时,他们所争夺的对象 —— 企业控制权 —— 本身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贬值。
2026年4月22日,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的一纸裁定,宣告了中国家族企业传承史上一次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控制权转移——杉杉集团的控股股东由家族变更为安徽省国有资本平台。
在这次控制权变更中,安徽皖维集团以总对价不超过71.56亿元,通过破产重整程序获得杉杉股份21.88%的表决权(其中直接持股13.50%、一致行动安排8.38%),成为控股股东,安徽省国资委由此成为实际控制人。
这意味着:从1989年郑永刚在宁波创立杉杉服装厂算起,历经37年风雨打造的百亿商业版图,最终未能在家族内部完成代际传承,而是以创始人未曾预料的方式走向新的归属。
从2023年2月郑永刚突发心脏病离世,到2026年4月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仅用了三年时间,曾经的“杉杉系”便从家族控制的商业版图沦为司法重整的困境资产。郑永刚遗孀周婷与长子郑驹之间旷日持久的控制权争夺,非但未能保住家族产业,反以“双输”收场——双方均仅持有破产服务信托的劣后份额,权益基本归零。
郑驹被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周婷虽于2024年11月出人意料地接任董事长,并在短期内推动业绩V型反弹,但仍无力扭转大局。
杉杉集团的控制权更迭,并非孤立的家族纠纷个案,而是中国改革开放第一代民营企业群体面临传承困境的一个极端缩影。
当“创一代”打下的江山因身后无序而黯然退场,当家族内部纷争直接侵蚀企业生存根基,当外部投资者以重整投资人身份依司法程序介入,这一连串反应,构成了观察中国家族企业传承、治理失效与制度重构的重要样本。
探究杉杉传承危机的根源,可追溯至郑永刚生前传承规划的全面缺失。这位身家百亿的企业家,虽曾在多次采访中口头表达希望长子郑驹接班的意愿,却始终未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书面遗嘱或股权安排文件。
一项调查研究显示,高达68%的民营企业家未订立正式遗嘱,其中近八成受“讳言身后事”的传统观念影响。郑永刚案例正是这一文化现象的极端体现:作为改革开放第一代民营企业家的代表人物,其对“身后事”的回避,最终引爆了家族与企业的双重危机。
从法律视角看,郑永刚的突然离世使其名下股权直接进入法定继承程序,而非遗嘱继承或信托传承路径。这意味着,其复杂婚姻家庭结构下的所有法定继承人均有权参与财产分割。
资料显示,郑永刚经历多段婚姻:遗孀周婷为第三任妻子,育有三名未成年子女;长子郑驹为其与前妻所生。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配偶先分得50%的夫妻共同财产,剩余部分再由第一顺序继承人(配偶、子女、父母)均等分配。据此推算,郑驹的理论继承份额仅约8.33%,而周婷及其三名子女合计可获得约20.17%。
更为棘手的是,杉杉系金字塔式股权架构层层嵌套:杉杉股份的大股东为杉杉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层层穿透后最终落在宁波青刚投资有限公司;郑永刚持有宁波青刚51%的股权,另外49%由前妻周继青持有。这种结构在创始人健在时,可凭借个人威望与亲情纽带维持稳定;一旦进入继承程序,各层级股权的归属争议相互交织,使得控制权认定陷入法律困局。截至2023年5月,杉杉股份的实际控制人登记仍显示为郑永刚——已故创始人仍登记为实际控制人这一情形,凸显了继承程序的拖沓与混乱。
郑永刚传承规划缺失的另一层表现,在于接班人培养与授权机制的“形式化”。郑驹虽自2015年起出任杉杉控股总裁,2018年出任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但其职责范围始终未涵盖杉杉股份核心业务——锂电材料与偏光片——的全面主导权。
这种“有名无实”的培养与传承模式,使郑驹在接班危机中既缺乏足够的业绩支撑,也缺乏稳固的团队基础;其权威更多来源于“父亲指定”,而非“能力认可”,且未形成属于自己的接班团队班底。对比均瑶集团创始人王均瑶38岁早逝却实现平稳过渡的案例,关键差异在于:均瑶生前已制定遗嘱、明确股权分配,并引入职业经理人推动家族退出日常管理;而杉杉的传承准备则是碎片化的。
杉杉控制权争夺的激烈程度及其过程,难以单纯从经济理性的角度加以解释。社会情感财富(Socioemotional Wealth, SEW)理论或可作为一种分析框架。
该理论指出:家族企业的决策行为不仅受经济理性驱动,更受家族成员对企业非经济性情感依附的深刻影响,包括家族控制与影响、情感认同、社会联系维系、声誉维护以及代际传承意愿等多个维度。
郑驹作为长子,其对企业控制权的诉求蕴含着“子承父业”的传统家族伦理期待。在中国家族企业的文化语境中,长子继承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代表着家族血脉与事业的双重延续。
郑驹多年在企业内部转岗与历练,既是能力积累的过程,也是家族认同的建构过程。他通过参与企业运营,将自己与父辈的事业紧密绑定,形成了强烈的“内部人”身份认同。控制权的丧失,不仅意味着经济利益的损失,更意味着这种身份认同的断裂。
再看周婷,她作为遗孀及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其对控制权的诉求体现了另一种社会情感财富维度——家族最年轻世代与企业之间的联结保障。在SEW理论的“代际传承意愿”维度中,家族成员高度重视将企业控制权传递给下一代所带来的情感满足。周婷的子女作为郑永刚的直系后代,其对家族遗产的继承权利,需要控制权的支撑才能得以充分实现。若控制权旁落,这些子女将丧失参与家族事业、延续家族传统的可能性。
然而,当家族内部存在多个相互竞争的分支时,“企业延续”的诉求便分裂为难以调和的对抗性主张。一方面,郑驹所代表的一支强调创始人的创业历程与长子继承的传统伦理;周婷所代表的另一支则强调法定权利的平等性与最年轻世代的未来利益。这两种认知框架,基于不同的合法性来源(传统伦理 vs. 法定权利),指向不同的利益分配方案(集中控制 vs. 分散共享),蕴含着不同的代际优先序列(长子优先 vs. 幼子保护)。
关键在于,郑永刚生前未通过任何制度化安排(如家族、遗嘱、信托等)来协调这些认知差异,使得各支系的“家族遗产”主张均具有某种程度的合理性,却又无法通过对话达成共识。
由此,SEW保全行为的自我消耗特征在杉杉案例中展现得淋漓尽致:郑驹与周婷均将控制权争夺定义为维护家族利益的行动,却在事实上导致了家族整体利益的严重受损。
2023年3月23日,杉杉股份召开临时股东大会,郑驹当选董事并被推举为董事长。周婷当场提出三项质疑,指称大会审议议案未经其本人审阅与同意,损害自己和子女的合法继承权益,认为基于继承关系,其本人应当成为实际控制人。
2023年4月,周婷携三名未成年子女向法院起诉郑驹,申请冻结郑永刚名下宁波青刚投资有限公司51%的股份。股权冻结、法律诉讼、媒体战的连锁反应,迅速将家族矛盾转化为公众公司治理危机。
回看郑永刚与杉杉集团的创业历程,这是一个中国民营企业转型升级的典型样本。从单一的服装业务起步,杉杉逐步拓展至新能源锂电材料、偏光片、金融投资等多个产业领域:2022年营收达到107.72亿元,负极材料市场份额全球第二,偏光片市场份额全球第一。然而,这种高度多元化的产业结构,在创始人强势掌控时展现出协同效应;进入传承断裂期,则转化为巨大的治理负担。
与许多中国家族企业类似,郑永刚生前身兼董事长、总经理、法定代表人三职,形成“一人决策”的治理模式。这种高度集权在创始人身体健康时能够确保决策效率与战略一致性;但一旦核心人物缺位,便造成巨大的权力真空。董事会随即陷入争夺乱局,公司多次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监管警示函,治理机制失灵的迹象明显暴露。更为严峻的是,新能源产业正处于技术迭代加速、资本密集投入的关键阶段;在创始人离世后的权力真空期,杉杉系企业难以形成有效的战略与管理决策,研发投入方向摇摆、产能扩张计划搁置、核心客户流失。
控制权争夺的长期化,直接导致了管理层的持续动荡。短短两年时间里,杉杉先后更换3任董事长、5任董秘。第一任董事长郑驹的任期受到法律诉讼挑战;2024年11月,周婷接替因工作原因辞职的郑驹出任董事长;2025年2月,杉杉控股工商变更,法定代表人由周婷变更为周顺和(系周婷直系亲属)。
“郑驹—周婷—周顺和”的董事长更迭轨迹,呈现出控制权争夺的曲折性与家族内部妥协的临时性。据公开报道,杉杉核心团队2024年离职率接近50%,其中半导体业务骨干被竞争对手挖角,多项重大投资搁置、业务拓展受阻。
经营业绩的断崖式下滑,也印证了内部争斗的破坏性后果。2023年,杉杉股份净利润同比下滑72.93%;2024年出现上市28年来首次年度亏损,归母净利润亏损3.67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7.68亿元,同比下降451.1%。市值从巅峰期的约600亿元跌至约217亿元,缩水近三分之二。2024年底,杉杉集团负债超过300亿元。2025年1月,因无法偿还贷款利息,宁波三家银行联合申请对杉杉集团破产重整;2月25日,法院裁定受理重整申请;3月20日,杉杉集团及其全资子公司朋泽贸易被裁定实质合并重整,债务总额约335.5亿元。
从创始人离世到破产重整,仅仅两年,曾经的百亿版图便陷入重整困境,再次印证了“家族信任一旦破裂,往往会带来雪崩效应”的规律。
值得反思的是,当家族成员为争夺控制权而相互攻讦时,他们所争夺的对象——企业控制权——本身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贬值。即便某一方最终“赢得”控制权,等待他们的也很可能只是一具空壳。
安徽皖维集团参与杉杉集团破产重整程序,体现了较高的战略时机选择性与交易结构精巧性。
在产业层面,新能源材料是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环节,安徽省近年来大力布局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引入杉杉的优质资产有助于完善省内产业生态——尤其是皖维集团主营的聚乙烯醇(PVA)膜,本身就是杉杉股份偏光片业务的关键原材料。在财务层面,家族内斗与债务危机创造了困境收购的窗口期:企业价值大幅贬损,控制权溢价消失殆尽,甚至出现治理折价。在程序层面,司法重整程序清理了原有股权纷争,为新控制主体的进入扫清了法律障碍。
2026年2月6日,杉杉集团、朋泽贸易与法院指定的管理人,以及重整投资人安徽皖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正式签署《重整投资协议》。根据协议,皖维集团将以总对价不超过71.56亿元,通过直接收购+保留股票一致行动的方式,最终控制杉杉股份21.88%的表决权。
具体结构为:皖维集团直接持有杉杉股份总股本的13.50%;杉杉集团、朋泽贸易拟将所持剩余8.38%股份的全部表决权与皖维集团保持一致行动。这一安排体现了控制权设计的精巧性——直接持股确保第一大股东地位,一致行动协议额外取得表决权,使得合计表决权足以在一般决议和特别决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2026年4月15日,重整计划草案于第四次债权人会议表决期届满时获各表决组高票通过;4月21日,鄞州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并终止债务人重整程序。至此,控制权变更落定。
从委托代理理论看,当家族内部代理冲突导致原有治理机制完全失效时,引入具有独立利益诉求和强大监督能力的外部大股东,是修复代理链条、降低代理成本的可行路径。
传统委托代理理论强调,股权分散导致所有者监督管理者的激励不足;而杉杉的特殊性在于:家族股权虽相对集中,但家族内部的代理冲突使得这种集中无法转化为有效监督,反而成为治理僵局的根源。引入与家族无利益纠葛的外部大股东,能够以相对中立的标准评估企业运营。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外部资本的介入就是治理良方的全部——后续运营效果仍需时间检验,引入方与原管理团队、地方文化的整合,也是新阶段需要解决的课题。
从管家理论的视角看,这次控制权变更可解读为一种“管家”角色的更替。原家族成员作为家族管家的主张,因缺乏制度化的协调机制而相互冲突、共同失效;而外部资本介入后,管家角色的合法性来源于法律授权与契约关系,而非个人身份或家族关系,因此具有更强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
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的视角看,外部资本对家族SEW采取了“冷处理”策略:不介入家族内部的SEW之争,不承认任何一方对SEW的独占主张,而是以司法程序与市场规则为基准,重新配置控制权。这种处理方式打破了家族成员对SEW的执念,为企业治理的理性化重构创造了条件。
杉杉集团控制权的转移,对郑氏家族而言是一次教训,但对企业本身未必不是新的契机。这一案例对中国家族企业的传承范式带来了深刻警示——家族企业的传承,需要从“创始人依赖”走向“制度依赖”,从“家族控制”走向“家族影响”,从“封闭体系”走向“开放生态”。
在所有权层面,家族信托的缺失是杉杉治理失败的重要因素之一。家族信托作为现代财富传承的核心工具,可以实现所有权、控制权和收益权的“三分离”。以欧普照明为例:马秀慧、王耀海家族通过家族信托下设特殊目的企业承接上市公司股票;LP(有限合伙人,即家族信托)只取得收益,不参与企业管理;GP(普通合伙人)由家族实际控制的公司担任,掌握企业的管理权和控制权。
如果(也只能是假设)郑永刚在离世前设立了类似的家族信托安排,原本可以实现“长子主理企业、遗孀及年幼子女获得企业盈利与信托收益”的多赢格局。再如特步家族信托案例:2015年,丁水波等为其各自家族成员的利益设立三个家族信托,通过控股公司万兴国际集中分散的控制权,既防止股权分散带来的外部威胁,又确保丁水波家族的实际管理控制权。
在控制权层面,家族与家族议事会的缺失,往往使家族成员行为完全依赖个人自律。十几年前,笔者曾专访李锦记家族李惠森。据其介绍,李锦记家族通过家族与家族委员会等制度安排,对家族成员在董事会的参与设置了明确规则,对维护企业治理稳定性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管理权层面,构建职业经理人体系是家族企业专业化的必由之路。均瑶集团在新任董事长领导下,迅速通过收购行动稳定市场信心,并引入职业经理人参与企业管理,最终家族成员全面退出日常管理,实现平稳过渡。福耀玻璃创始人曹德旺于2025年主动辞去公司董事长职务,比计划退休年龄提前一年交班,由其子曹晖正式接班,整个交接过程顺利。
这些成功案例的共性在于:系统性的传承准备、明确的法律文件、职业经理人的引入,以及家族成员的适时退出。
中国情境下的家族企业传承,还面临特殊的制度与文化挑战:信托法律制度在执行层面的不完善、家族企业产权保护司法实践的差异、“诸子均分”与“长子继承”的文化张力、“家丑不可外扬”与现代信息披露要求的冲突,以及创始人草根经验与二代海归视野之间的代际差异——这些都增加了传承规划的复杂性。
杉杉案例的深刻启示在于:家族企业的传承不仅是财富的传递,更是治理制度的延续与重构;不仅是接班人的培养,更是权力结构的预设;不仅是家族内部的私事,更是涉及债权人、投资者、员工乃至社会公共利益的公共治理议题。
当郑永刚以家长权威和个人信用处理家族事务时,他低估了复杂家庭结构下“个人意愿”的解读争议空间;当他将企业控制权高度集中于一人时,他忽视了突发风险对组织韧性的毁灭性冲击;当他回避身后事的制度化安排时,他实际上将家族与企业一同置于不可控的不确定性之中。
对于中国数以万计的家族企业而言,杉杉案例是一面镜子,让人再次看清传承规划缺失的代价;同时也是一记警钟,提醒“创一代”应从“讳言身后事”的传统观念中走出,把家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建立在制度化的坚实基础之上。
企业家不是牛顿,不能指望“万有引力”自动维持秩序。在某种意义上,企业家更像一位主厨——需要精心设计菜谱、调配原料、掌控火候,才能让家族事业的盛宴持续上桌。一旦主厨突然离场,若未留下完整的菜谱,再珍贵的食材也只能在争夺中腐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