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首次提出“建立国有企业履行战略使命评价制度,完善国有企业分类考核评价体系,开展国有经济增加值核算”。“十五五”规划《纲要》进一步明确:“深化国有企业分类改革,进一步明晰不同类型国有企业功能定位,加强主责主业管理,建立国有企业履行战略使命评价制度,构建分类考核的治理体制。”构建科学有效的评价指标体系,是推动国有企业战略使命从宏观政策转化为可衡量、可考核、可落地管理实践的核心环节。
理论逻辑。构建国有企业履行战略使命评价体系,其内核在于实现“国家意志”与“市场逻辑”的有机统一。它必须超越西方主流管理学中单纯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为核心的传统财务绩效评价范式,转而引入公共价值创造、战略性资源配置效率与国家能力构建等宏观治理视角。其核心挑战在于如何破解“宏观战略微观化”的操作化难题,即如何将“战略使命”这一兼具高度政治性、特定功能性与宏观指导性的抽象概念,通过科学的管理工具,精准地解构、转化并呈现为一系列可观测的行为指标、可测量的量化数据以及可比较的绩效基准。
政策演进。国有企业考核评价制度的改革历程,是一个紧密围绕不同时期国家战略重心与企业核心功能定位,持续深化、导向日益清晰的演进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考核“指挥棒”指向经历了阶段性变化:早期引入“经济增加值(EVA)”考核,核心在于引导企业从单纯追求规模利润转向关注资本成本与真实价值创造,标志着考核理念向市场化、价值化深化。随后推行的“分类考核”改革,通过将企业划分为商业一类、商业二类和公益类等,初步确立了差异化考核的思路。近年来强调的“一企一策”,是在分类基础上,进一步尊重企业个体战略特殊性、发展阶段与行业特性的精细化探索。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履行战略使命评价制度”,标志着评价体系的核心导向从主要侧重于经济效益与市场化能力,转向以战略功能实现为核心,系统性地统筹考量企业在服务国家战略安全、产业引领、国计民生等方面的综合贡献。
现实困境。尽管方向明确,但当前评价实践仍面临多重现实挑战:一是战略使命内涵界定模糊。部分企业的战略使命陈述仍停留在宏观口号层面,未能基于其特定功能分类进行精准刻画,导致评价缺乏针对性。二是评价指标系统性不足。现有考核体系往往在传统经济指标基础上简单叠加部分“战略任务”,未能形成以战略使命为牵引、逻辑自洽、平衡兼顾的指标生态系统。易导致短期绩效与长期战略、经济效益与功能实现之间的失衡。三是方法论科学性有待加强。指标选取多依赖于经验总结或上级要求,缺乏系统的理论推导与多轮专家论证;权重确定主观性较强,未能科学反映不同使命维度的相对重要性及动态变化。四是评价与管理流程“两张皮”。评价结果未能深度融入企业战略规划、资源配置与激励约束的全流程,未能形成有效的战略管理闭环。
本文以习经济思想为根本遵循,基于战略管理理论,按照“使命界定—指标搭建—应用建议”的整体思路,形成一套构建国有企业履行战略使命评价指标体系的方法论。
清晰、精准地界定企业独特的战略使命,是搭建指标体系的重要起点。本文提出“三层析出”模型,通过三个逐级聚焦、相互支撑的分析层次,实现战略使命从国家宏观要求到企业个性表达的精准传导与转化。
一是国家战略与公共政策映射层。系统解构与国家战略安全、国民经济命脉、国计民生相关的宏观战略部署,明确本企业所属行业和领域所承载的、不可替代的国家级战略功能与公共政策目标。
二是国有企业功能分类定位层。依据国家对国有企业功能界定与分类改革的总体要求,结合企业主营业务范围与国有资本布局结构,明确本企业在商业一类、商业二类或公益类等类别中的具体定位,将第一层的宏观要求,初步转化为与企业功能属性相匹配的、差异化的使命导向。
三是企业个性能力与战略选择层。结合企业自身的发展历史、核心资源与能力禀赋、市场竞争地位及中长期发展战略,进行个性化的战略使命陈述与表达,回答“企业如何以自身独特方式履行前述使命”,形成具象化、可传导、能激励的顶层目标。
评价体系的构建,旨在通过系统性的指标设计,将宏观战略要求转化为可衡量、可管理、可提升的管理闭环,从而有效推动国有企业履行战略使命。参考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的思路,可依据“投入—过程—效果—能力”的内在管理逻辑,从战略投入、履行过程、履行效果、履行能力四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将抽象的使命履行活动,解构为资源保障、执行控制、成果验证和持续支撑四个相互关联、动态循环的关键环节,为战略管理闭环提供清晰的衡量标尺。
战略投入。考核企业为履行战略使命所进行的资源配置强度与战略聚焦度。其核心是评估企业在国家战略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基础研究与前沿探索、重大项目建设、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等方面的资本、人才、技术等要素的投入规模、结构及持续性,确保资源真正向战略方向集聚。
履行过程。考核企业执行战略任务、落实战略意图的过程质量与规范程度。重点关注重大战略任务的推进机制、关键节点达成率、主责主业的聚焦与发展情况,以及在生产经营、投资决策、安全生产、合规内控等关键环节的制度完善性与执行规范性,确保战略实施过程有序、高效、风险可控。
履行效果。考核企业履行战略使命所取得的最终产出、实际贡献与综合影响。核心是衡量企业在保障国家安全与产业链安全、引领产业升级与科技创新、服务区域协调发展与民生保障、创造社会与环境价值等方面的具体成效。
履行能力。考核支撑企业持续有效履行战略使命的内在基础、核心能力与长期潜能。重点关注企业的公司治理效能与决策科学性、技术创新体系与成果转化能力、人才队伍结构与专业支撑能力、品牌文化与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基础性、系统性能力建设。
为确保评价体系兼具科学性与可行性,遵循“继承—创新—校验”的系统流程进行指标优化,具体步骤如下:
系统性承继现有考核体系。为确保改革平稳过渡并保持考核工作的连续性,建议对现有成熟的考核框架(如央企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企业内部绩效考核等)进行梳理与甄别,重点筛选其中已被长期实践验证有效且与新的战略使命导向具有内在逻辑关联的核心指标,将其作为新体系的基础组成部分,以实现从传统考核到战略使命评价的稳健衔接。
创新性设计战略性功能指标。紧扣“战略使命”这一核心,围绕新界定的企业使命与前述四个评价维度,针对性地设计现有体系未能充分覆盖或体现的战略性、功能性指标,尤其是衡量对国家战略安全支撑程度的指标、反映产业引领与创新策源能力的指标、评估公共服务效能与社会价值创造的指标等,以弥补传统考核的短板。
运用德尔菲法(Delphi Method)进行多轮专家评议与筛选。为提升指标体系的权威性与共识度,组织涵盖战略专家、行业专家、管理学者、资深国资监管者及企业代表等多方专家的专家组,采用德尔菲法进行背对背多轮匿名咨询。专家就初步指标库中每一项指标的必要性(是否核心)、代表性(是否精准反映维度内涵)、可操作性(数据是否可获得、可验证)及可比较性(是否适用于横向或纵向对比)进行打分与评议。研究小组对每轮反馈进行统计分析、汇总意见并修改指标,经过多轮迭代,直至专家意见收敛并达成较高程度共识,最终形成一个精练、科学、逻辑一致且获得广泛认可的评价指标层次结构模型。
战略使命评价涉及多维度、多准则的复杂价值判断,各维度与指标对实现总体战略目标的相对重要性各不相同,不宜进行简单平均或主观赋值。为此,本研究引入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作为核心赋权工具,旨在将专家的集体经验判断与严密的数理逻辑相结合,实现权重设定的科学化、结构化与透明化。具体应用流程如下:
构建层次结构与判断矩阵。首先,将已确定的评价指标体系(目标层、维度层、指标层)转化为AHP层次结构模型。随后,邀请一个由战略专家、行业资深人士、学者及资深管理者组成的专家组,依据统一的标度(如1-9标度法),就同一层次内各要素相对于其上一层某个准则的重要性,进行两两比较打分。
计算权重向量与一致性检验。对每个判断矩阵,计算其最大特征值(λ_max)及对应的归一化特征向量,该特征向量即为该层次要素相对于上一层准则的局部权重向量。为确保专家判断的逻辑自洽性,避免出现“A比B重要,B比C重要,C又比A重要”的矛盾情况,必须对每个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计算一致性比率(C.R.),若C.R.0.1,则认为判断矩阵的一致性在可接受范围内,计算的权重有效;否则,需反馈专家重新调整判断。
层次总排序与综合权重确定。在通过单层次排序和一致性检验后,将各层次的局部权重进行合成运算,计算出最底层(具体评价指标)相对于总目标(履行战略使命)的全局综合权重。这一过程从最高层到最底层逐层进行,最终得到一套完整、逻辑连贯的指标权重体系。
为确保评价体系能够真正发挥战略引领作用,应着力推动其与现有管理制度和管理流程深度融合,并通过系统性安排保障持续优化与良性运转。
推动评价体系与战略管理闭环有机融合。评价体系的效能,取决于其能否深度嵌入企业战略制定、执行、监控与考核的全过程。应将评价指标作为战略解码与任务分解的核心依据,融入年度工作计划与预算编制;通过对关键指标的过程跟踪与预警,实现战略执行的动态监控;最终,将评价结果与组织绩效、负责人考核及资源配置进行实质性挂钩。由此,构建起“战略规划—目标分解—过程管理—考核评价—激励改进”的完整闭环,确保企业经营活动始终围绕战略使命的有效履行而展开,使评价体系成为战略落地的核心管理工具。
实现与企业功能价值评估的协同互认。当前,国资监管机构正探索开展基于国家视角的企业功能价值评估,企业内部战略使命评价体系应与之主动对接、协同互促。一方面,可将内部评价中反映战略功能实现程度的关键量化成果与典型案例,作为企业功能价值的外部佐证材料,提升价值评估的说服力与精准度。另一方面,可依据功能价值评估的反馈结果,审视并优化内部评价指标的设置与权重,使其更加精准地呼应国家对国有资本的战略定位与功能要求,从而形成内部管理导向与外部监管要求相互印证、相互强化的良性循环。
通过试点应用完善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为提升评价体系的普适性与权威性,可选择功能定位、业务特点相近的企业开展试点应用。在试点过程中,重点验证指标数据的可获得性、评价过程的可操作性以及结果输出的适用性与敏感性,并收集一线实践反馈。基于试点经验,可进一步提炼和形成适用于不同功能类别国有企业的差异化评价模块或调整原则,从而为在更大范围内构建分类、精准的战略使命评价范式,提供经过实践检验的解决方案与参考模板。
配套制定精细化的评价操作指南。为确保评价工作的规范、统一与公正,建议在指标体系基础上,制定详尽的《评价操作指南》,对每一项指标的定义内涵、统计口径、数据来源、计算(评定)方法、评分标准及所需佐证材料予以明确规定,将宏观的管理原则转化为清晰、可执行、可审计的具体操作规范。
构建国有企业履行战略使命评价体系,是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关键性、引领性举措。研究围绕“为何评、评什么、如何评、怎么用”的逻辑主线,初步构建了从理论阐释、框架设计到实施路径的完整方案。然而,一项制度的真正价值,在于其从理论建构到实践扎根并持续引领发展的生命力。这要求我们在推进此项制度创新时,必须具备系统思维与动态视角,着力处理好以下几对核心关系。
实现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的良性互动。战略使命评价制度的有效建立,首先依赖于科学、清晰的顶层设计,以确立统一的价值导向、核心原则与分类框架。但制度的活力,则深深植根于国有企业的丰富实践。应鼓励和支持不同功能类别、不同行业领域、不同发展阶段的国有企业,在遵循顶层设计基本精神的前提下,结合自身实际开展差异化、特色化的评价实践探索。通过及时总结、提炼和推广基层的有效经验与创新模式,反哺优化顶层设计,形成“自上而下规范引导”与“自下而上创新反馈”相结合的生动局面,增强制度的适应性与生命力。
推动评价体系与管理生态的协同共建。评价体系的有效运转,无法独立于其赖以生存的管理生态系统。必须同步推进相关配套制度的完善:一是夯实数据基础,推动建立统一、规范的国有企业战略绩效数据标准与信息披露机制,破解信息壁垒,确保评价依据的真实、准确、可比。二是培育专业力量,支持发展专业化、高水准的第三方评估机构,提升战略价值发现、衡量与评判的专业化、客观化水平。三是强化激励约束,深化企业负责人薪酬、任期、考核与评价结果更紧密、更富刚性的挂钩机制,切实解决激励相容难题。
促进绩效衡量与治理提升的深度融合。评价的最终目的,绝非简单的考核打分,而在于驱动国有企业治理效能与核心竞争力的根本性提升。因此,评价体系必须深度嵌入并作用于公司治理的全过程。要通过评价,逆向检视和优化企业的战略决策机制是否科学、资源配置是否高效、创新体系是否充满活力、风险防控是否稳健牢靠。这意味着,评价体系建设需与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等改革任务一体谋划、协同推进,实现以“评”促“改”、以“评”促“治”,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与发展动能。
保持核心框架与具体内容的动态调适。评价体系必须兼具战略定力与时代适应性。其核心框架与价值导向应保持相对稳定,以服务于长期战略目标。同时,其具体的评价重点、指标设置、权重分配乃至方法工具,应建立常态化的回顾、评估与优化机制。要根据国家战略重心的演进、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产业技术变革的趋势以及企业自身发展阶段的不同,进行定期的、制度化的动态调整与迭代升级。这要求评价体系本身具备“学习”与“进化”的能力,从而确保其始终能够精准反映新时代、新阶段对国有企业履行战略使命的新要求。(作者分别为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战略发展部(国新研究院)总经理(院长)胡远志、经理刘金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