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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金改的“事”与“愿”-观察者网
发布时间:2026-08-03
 3月28日,国务院决定设立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个素有“中国经济改革风向标”之称的小城,再一次热闹起来。  细算起来,这是从1980年苍南县金乡信用社实行浮动利率以来,温州第四次启动金融改革。最近一次是2002年,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戴相龙提出要将温州作为全国唯一的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  与以往相比,此次改革能否实现地域性突破?进一步推进过程中又会遇到哪些障碍?  温州本

  3月28日,国务院决定设立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个素有“中国经济改革风向标”之称的小城,再一次热闹起来。

  细算起来,这是从1980年苍南县金乡信用社实行浮动利率以来,温州第四次启动金融改革。最近一次是2002年,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戴相龙提出要将温州作为全国唯一的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

  与以往相比,此次改革能否实现地域性突破?进一步推进过程中又会遇到哪些障碍?

  温州本次金改起意于总理去年10月4日的一次视察——当时,中央政府信贷与房地产政策紧缩,引发了温州高利贷与民企老板“跑路”浪潮。从9月12日至23日,仅10天内就有9家温州企业老板“失踪”。

  舆论将这些问题归结为国家金融管制。民间资本难以充分参与金融行业,从而造成了中小企业融资难。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告诉记者,因资金链断裂引发的老板跑路潮,背后是积压已久的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而众多经济学家进一步阐发: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根源在于国有金融机构垄断。国有银行对中小企业设有较高的贷款门槛,大大影响到企业的借贷融资。

  企业很难通过正规渠道贷到款,只能转向民间融资。民间借贷因此在温州见缝生长。据统计,到2010年底,温州拥有融资性中介机构1879家,民间借贷市场规模达到1100亿,89%的家庭或个人、60%的企业参与其中。

  然而民间融资却屡因身份尴尬遭受打压。2012年1月18日,备受关注的吴英集资诈骗案由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二审判决,维持对被告人吴英的死刑判决。此案一出,民间融资合法化再次受到广泛呼吁。对此,温州金融办主任张震宇表示,民间资本投资难和中小企业融资难是温州经济的两大难。要解决此问题,就必须规范民间借贷,发展民间金融,让民间借贷“阳光化”。

  在2011年10月视察中,与当地中小企业家座谈,表示“可以考虑”在温州先试点金融体制改革。温州市政府则抓住时机,迅速起草了相关的金融改革方案,并上报浙江省政府。

  此次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改革共提出了12条主要任务,第一条便明确要规范发展民间融资,制定规范民间融资的管理办法,建立民间融资备案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民间融资监测体系。

  业内人士认为,此举在于整顿已经混乱不堪的民间金融体系,是民间借贷合法化的“二月春风”。

  其实早在去年11月,温州市政府就提出《温州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总体方案》,开展民间资本管理服务公司试点,探索建立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初步决定设立市县二级“地方金融监管中心”,将寄售行、投资公司、股权投资公司纳入监管范围。此前,这些市场金融与准金融活动,实际上长期游离于中央“一行三会”的监管体系之外。

  但事实上,这些措施的效果还有待检验——靠备案这一程序上、名义上的合法化措施,就能解决温州原本的融资问题吗?“这都是文字游戏,有哪个民间金融机构在出问题之前,监管部门说它们不合法了?”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黎友焕如是说。

  2011年温州出现企业资金链断裂时,高危的民间借贷被认为是罪魁祸首。但据统计,在温州中小企业生产资金中,大约60%是以中小微企业自有资金形态出现的,民间借贷只占到10%。

  而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一个世界性难题,目前绝大多数国家对此都没有根本性的解决方案。其原因在于,商业银行从自身资产风险与安全的角度考虑,对信用不足,担保能力差的中小企业必然惜贷,与金融机构市场化不足并无直接关系,甚至是市场自然选择的必然结果。

  除此之外,融资不畅,与温州地区中小企业长期不能实现管理正规化与产业升级也有关系。“金融危机表面上看来是借贷问题,实际上是我们一直没有找到一个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增长模式导致的。”温州大学商学院教授张一力告诉记者。

  正因此,温州金融改革虽言在金融,但意在金融之外。其最佳目的是引导民间资本回归实体经济,远离短期炒作和资产泡沫,支持实体经济、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的发展。

  “十二条”出台后,舆论对允许“符合条件的公司可以改制为村镇银行”抱有厚望,但业内人士对此态度谨慎。广州万穗公司董事长张化桥认为,村镇银行目前现状让人失望,小贷公司改制未必有优势。

  自2009年实行试点以来,温州成立了3家村镇银行。2010年9月末,3家银行的存贷比分别高达204.39%、120.86%和161.10%,表明其贷款均已超过存款。按照这次规划,温州村镇银行要在三五年内达到50个。

  早在2009年6月,中国银监会就发布了《公司改制设村镇银行暂行规定》。按照其中规定的公司必须由金融机构发起,原有企业法人势必要放弃控制权——小额信贷公司老板们很难为他人作嫁衣裳——这导致了改制热情不足,目前在全国范围内,改制数量依旧为零。

  尽管这次改制会打破过去由银行作为主发起人的制度,允许优质民营企业发起或者参与组建村镇银行,银监会接下来也将出台相关政策设置具体的条件。但村镇银行在不放开利率和建立存款保险的情况下,其信用无法与大银行匹敌,在现实中极有可能重蹈1990年代基金会的覆辙。

  直到近年来,依然存在这样的案例。2011年前后,江苏等地资金合作社演化为高息吸储和高息借贷的高利贷机构,最终资金链断裂而,引发地方金融动荡甚至社会不稳。

  而“研究开展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也不是第一次提出。2011年温州市发改委、商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温州市中心支局三方就共同拟定了《温州市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方案》。出于对出境资金真实流向的担忧,这个方案公布不足半月即被叫停。

  黎友焕认为:“由于资本是流动的,个人境外直投涉及到央行、国家外管局、商务部等。即便是开放,也不应单从区域出台,而是要有一个全国性的总体规划和部署。”

  2002年,温州被确立为全国唯一的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曾提出要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农信社、改造温州城市商业银行,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此后10年,却被媒体称为是温州金融改革“失去的10年”。

  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朱海认为,2002年的改革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推行力度都不大。并没有认识到这是关系全局而非一个区域性改革。“金融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地方能做的有限,而且地方的很多问题都是由全局引起的。”

  监管问题也是两次金融改革共同面临的难题。在现有金融管理体制下,地方和中央权责倒挂。地方政府更了解基层金融市场,但并无监管权限,而中央金融管理部门远离市场却大权在握。

  此次改革方案通过以后,浙江及温州两级政府立即成立金融改革领导小组,省政府也表示要将审批权逐步放到温州市。然而按照现行规定,设立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由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地方并无决定权。

  “两次金融改革的结局可能大同小异。” 在黎友焕看来,来自体制内权力部门和现有利益集团会成为改革进一步推行的阻力。

  选择温州作为金融改革试点,体现了高层和温州地方政府的思路交集:一方面,试点可为全国整体的金融改革探路,另一方面,也可使温州能借机处置先前积累的一些风险,避免负面影响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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