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新质生产力发展背景下的金融体系重构问题引起国内外学术界持续关注,且不乏有价值的成果。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学术委员、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张杰的最新文章梳理了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金融因素的角色调整和贡献机制,以期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相匹配的金融体系革新思路做出进一步解释。限于篇幅,“IMI大金融思想”将本文整理为上下两篇陆续推出,以飨读者。本次推文为下篇。
【摘要】发展新质生产力事关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同时也为未来金融改革与发展提出新要求和新挑战。本文试图考察这一重大命题提出的背景,辨析相关概念及研究进展,着重厘清作为新质生产力核心标志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内涵。在此基础上,重点讨论金融角色新定位。本文发现,发展新质生产力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重大战略转型,而金融角色定位因不同增长模式而异。针对不同增长阶段的金融角色,我国先后提出“账房”、“核心”和“血脉”三个定位。相较于前两者分别对应经济恢复重建和要素投入规模支撑型增长,后者更契合要素组合效率驱动型增长,而要素组合效率驱动型增长的核心便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金融角色新定位必然要求金融体系重构。本文随后的讨论发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针对资本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功能做出了极具历史转折意义的战略性调整。随着资本市场、国有大型金融机构、中小金融机构、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业的功能被重新厘清和各安其位,一个堪当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历史大任的中国式“最适金融结构”呼之欲出。作为新质生产力兼具技术进步和制度改善双重内涵的逻辑延伸,本文还就金融技术、金融制度及其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之间的关系做了进一步梳理。
前文讨论表明,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立足于要素组合效率驱动型增长,重新定位金融角色。金融角色新定位必然赋予金融角色新功能,而金融角色新功能的发挥需要重构金融体系结构。2023年10月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对新时代金融机构的功能做了完整表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完善金融机构定位和治理”。这说明,在未来的改革过程中,我国的金融体系结构将面临意义非凡的调整与重构。
关于金融角色的新功能,习在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做了系统阐释,要点包括:第一,针对资本市场,要更好发挥在优化融资结构方面“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枢纽功能;第二,针对国有大型金融机构,要完善机构定位,当好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力军和维护金融稳定的压舱石;第三,针对中小金融机构,要严格准入标准和监管要求,推动兼并重组、减量提质,立足当地开展特色化经营,防止无序扩张;第四,针对政策性金融机构,要强化职能定位,聚焦服务国家战略,主要做商业性金融机构“干不了、干不好”的业务;第五,针对保险业,要发挥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功能。上述有关金融角色新功能的重要阐释,特别是关于资本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功能定位,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建设性和纠偏导向,有助于澄清改革开放以来理论界和政府对金融体系结构不同程度的模糊认识乃至错误理解,能够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依此将进一步推动金融体系结构的历史性重构。
对于资本市场。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要着眼于优化融资结构,更好发挥枢纽功能。这是我国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首次针对资本市场提及枢纽功能。那么,何为枢纽功能?此前的资本市场发挥了何种功能?从既有研究成果看,理论界似乎对此讨论不多。仅从字面意思上讲,资本市场作为优化融资结构的枢纽,意在强调其作为金融资源互联互通关键点的核心作用。从表象上看,这似乎与既有认知,即资本市场能够为企业融资相似,因为优化融资结构的枢纽本身包含融资功能。但是,资本市场发挥枢纽功能的重心应在融资结构,而非融资本身。着眼于结构而强调枢纽,其要义直指资本市场的基础角色以及隐藏于融资结构深处的核心功能。
在此,需要提及改革开放以来对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功能的长期理解偏误。中国资本市场创设已三十多年,但至今依旧有股票市场是针对上市公司的融资市场的认识。然而,股票市场的最基本功能并非单纯意义上的融资。若只关注融资,股票市场不仅会吸引从一开始就千方百计“圈钱”的上市公司,还会吸引对股票差价趋之若鹜的股民群体。这样的市场不仅难以锤炼投资者的金融理性和风险意识,还会通过刺激人们的投机偏好和股权蔑视而恶化社会信用环境。
世界银行(2016)一项有关长期融资问题的专门研究表明,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股票融资在企业融资中的作用总体上弱于债券与信贷融资。这说明,股票市场的核心功能不是融资,而是创造并处理市场信息、减少资本供求双方的信息不对称,营造外部市场压力并改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进而帮助企业提升融资能力和改善融资结构。不难推断,只有先提升和改善资本市场的信息处理能力、营造外部市场压力以及改善公司治理结构,才能树立投资者的理性投资、价值投资和长期投资理念,从而实现单个企业乃至整个社会融资结构的优化。从这种意义上讲,除既有认知融资枢纽外,资本市场还是信息枢纽,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征,这便是资本市场枢纽功能的核心要义。只有具备枢纽功能的资本市场,才能承担起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大金融责任。
对于国有大型金融机构。2023 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支持国有大型金融机构做优做强,当好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力军和维护金融稳定的压舱石。这或许没有什么独特之处,因为在改革开放与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以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为代表的国有大型金融机构所提供的金融支持发挥了不可替代且难以替代的作用。但从改革开放以来大型国有金融机构的角色定位转变历程看,强调其独特重要性,意义非凡。国有大型金融机构的“主力军”和“压舱石”命题,对于重新认识国有大型金融机构的性质和角色具有正本清源的意义。回顾经济改革过程,人们曾认为国有金融机构(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 是金融市场化改革的主要对象,因为国有商业银行市场占有率的下降曾被认定为金融市场化改革有所推进的主要标志。更有甚者,国有商业银行被认为是有“垄断”身份的,因此某些时期的金融改革政策以降低国有商业银行的市场集中度为归口。结果可想而知,随着银行市场门槛的降低,大量中小型银行机构蜂拥而入,金融市场化改革似乎在表面上推进了,但越来越多的中小型银行机构进入银行市场的情形在很大程度上积累了始料未及的金融风险。
理论上,银行市场因其特有的牌照价值、经营外部性和风险传染性而具有有限竞争性质。如果为了提高竞争性而降低进入门槛,其结果往往不是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增进,而是金融风险的提升。换言之,银行市场不是自由进出的“竞技场”,而是持证入场的“俱乐部”。或者说,银行市场需要更少更大的银行,而不是更多更小的银行。至于认为更少银行进入是否会影响银行市场竞争水平从而降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观点,则有些过虑。早在1987年,美国经济学家、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农·史密斯通过实验发现,行业内仅剩少数几个大企业时,竞争未必减弱。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198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治·施蒂格勒的早期研究也证实,垄断企业倾向于让价格保持竞争性,因为其他企业进入的威胁始终存在,还提出即使只有两家企业也足够竞争 (施蒂格勒,2006)。对于一般市场而言,竞争性也不取决于参与企业的数量,更何况本身具有有限竞争性质的银行市场。因此,试图借助更多银行的进入来改善金融市场结构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做法可能并不能实现原有预期。
关联到银行集中度问题。现有认知认为,我国银行业具有较高的集中度,可现实情况并非如此。总体上,我国大型金融机构特别是大型银行的市场集中度低于欧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统计资料显示,2019年工农中建交邮六大国有商业银行总资产的市场份额为42.52%,2024年5月末仅为41.9%。对比加拿大等传统高银行集中度国家,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加拿大六大银行资产和存款的市场份额一直保持在95% 以上。以1990年为转折点,美国五大行(摩根大通、富国、美国、花旗和美国合众)总资产占比迅速提升,2010年以来长期保持在50%左右。1996年以来,日本银行业的集中度一路飙升,2017年五大行资产占比接近65%。德国大银行的市场占有率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也逐步上升。理论上,根据有效结构假说,大公司的经营管理更有效率,能够获得更高的盈利水平,从而得到更高的市场份额,行业集中度也会更高。具体到银行业,由于大银行的效率高于中小银行,因此,平均而言,集中度越高盈利能力就越强(Demsetz,1973;卡苏等,2020)。也就是说,银行体系的集中度与其稳健性及经营效率大致呈正相关关系。若上述推论成立,则我国银行体系的集中度不是过高而是过低了。
循此逻辑,现有针对国有大型金融机构特别是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市场化改革思路需要调整。特别是,在国有大型金融机构的角色由原来要素投入规模支撑型增长时代提供更多金融支持转为要素组合效率驱动型增长时代优化金融结构和维持金融稳定的情况下,对于在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长期承担着特殊金融支持使命、堪称“国之金融重器”的国有银行体系而言,秉持有限市场化理念显得尤为重要;与此同时,适度提升其市场份额亦为未来深化金融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只有如此,国有大型金融机构方能在继续适度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同时,将重心转移到发挥其优势之上,而这些优势在既往的金融市场化过程中往往被忽视。具体而言就是,转移到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责任担当之上;转移到立足打造强大金融机构进而建设金融强国的战略支撑之上;转移到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长远目标之上。
对于中小金融机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要严格中小金融机构准入标准和监管要求,推动兼并重组、减量提质,立足当地开展特色化经营,防止无序扩张。无论基于理论逻辑还是政策实践,上述针对中小金融机构的定位,其意义尤为重大和恰逢其时,且带有极强的政策纠偏意味。因为在过去,发展中小金融机构以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困局是理论界和政策制定者的基本共识。
国内学术界曾认同一种“最优金融结构”观点。针对困扰改革进程多年的中小微企业融资困境及大量金融资源被配置给大型国有企业的现实,有学者提出“中国当前的最优金融结构应该是建立以中小银行为核心,辅之以大银行和股票市场的金融体系”的观点(林毅夫,2012)。言下之意,经济改革以来我国长期存在的以大型国有银行为核心的金融结构并非最优结构。这种观点认为中小微企业的融资困境只能依靠中小金融机构(以及股票市场)来解决,大型金融机构只会、也只能解决大型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的融资问题,因此,大力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势在必行。
从现有资料并不能判断上述理论是否直接影响了相关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但现实情况是,2013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建议积极发展小型金融机构,打通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的通道,进一步丰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机构种类,支持在小微企业集中的地区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等小型金融机构,推动尝试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金融租赁公司和消费金融公司等金融机构。这项意见旨在缓解小微企业金融困局的出发点是良好的,但降低中小金融机构准入门槛的实际后果却充满不确定性。意料之中的是,随着相关政策的落地,中小金融机构数量及其资产规模迅速扩张。统计资料显示,我国中小银行机构数量由2012年的3274家增至2014年的3637家,2018年年末进一步扩展到4034家;2016年年末,中资全国性中小型银行资产规模 (96.8万亿元)首次超越中资全国性大型银行(95.8万亿元),这种格局一直延续至今。意料之外的是,中小微企业的融资困境并未伴随中小金融机构数量和规模的增加而得到缓解,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出现了“小服务小”困局。不仅如此,从2017年开始,中小金融机构,特别是部分城市商业银行和村镇银行(如包商银行、锦州银行)的风险逐渐暴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落实好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的各项举措,其中就包括中小金融机构。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凭借成本、技术和规模经济优势,在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困境问题上多有进展且风险可控。而面对大型银行的“下沉”努力和“大服务小”竞争,不少中小银行多有抱怨但无应对良策。
基于上述情形不难领会,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对中小金融机构的定位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长期导向意义。首先是严格准入标准和监管要求,这针对的是中小金融机构数量增加。准入标准包括一般市场准入(牌照准入)和上市准入。可以预料,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进入银行市场的牌照将很难获得;金融监管部门会严把“上市关”(例如,自2022年1月兰州银行上市以后,中小银行A股IPO已连续三年处于归零状态)。其次是推动兼并重组、减量提质,这针对现有中小金融机构。据统计,2024年年末,中小银行数量减少至3736家。减量的途径主要是兼并重组。例如,仅2024年6月,浙江和广东分别有两家村镇银行被吸收合并,辽宁农商银行吸收合并了36家农村中小银行。最后是立足当地开展特色化经营,防止无序扩张,这针对中小金融机构经营理念与策略,意在强调中小金融机构需将经营重心由过去的简单数量增加特别是区域外扩张(规模优先) 转向支持区域内特色优势产业发展 (效率优先)。实际上,对本地特色优势产业提供金融支持既是中小金融机构的比较优势,也是发展区域新质生产力和推动区域要素组合效率驱动型增长的关键。
对于政策性金融机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政策性金融机构要强化职能定位,其中聚焦服务国家战略自不待言,还特别提及政策性金融机构主要做商业性金融机构“干不了、干不好”的业务则饱含深意。1994年以前,我国没有专门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政策性金融业务主要由当时的四家国有商业银行承办。为推动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市场化改革,同时也为了给国家长期发展战略谋求长期稳定的金融支持,1993年12月,国家决定从工农中建四大行剥离政策性业务,组建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三大政策性银行。为了从一开始就厘清政策性银行的职能定位,国家确立了不与商业性金融机构竞争、自主经营与保本微利的基本原则。自此,一种商业性金融机构和政策性金融机构职能互补的金融资源配置制度和金融体系结构建立。
客观地说,政策性金融机构在为国家重大项目和国家发展战略提供耐心资本支持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商业化愿景时刻影响着这些机构“驿动的心”。受此影响,三家政策性银行的经营理念与金融行为时常徘徊于政策性与商业性之间,且都不同程度地增加了市场化新业务,导致业务边界模糊不清。一些国外学者曾提及,过去有一段时期,国家开发银行的改革目标是建设成集投资银行、证券公司于一身的全能型银行(沃尔特和豪伊,2013)。2008年12月,国家开发银行完成股份制改革,一度被视为中国政策性银行商业化改革迈出的历史性步伐。从现有资料看,当时的金融监管部门对当时转型后国家开发银行的职能与定位并未有明确定义。2015年3月,国务院将国家开发银行定位为开发性金融机构,并被业界对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全球性或区域性开发性金融机构。由此引发的深层次问题是:无论是全能型转型、股份制转型或开发性转型,之后应如何看待国家开发银行的职能与定位?国家开发银行是否还是政策性金融机构?开发性金融机构与政策性金融机构有何区别与联系?从金融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的分类来看,国家开发银行一度在政策性银行和开发性金融机构之间摆动。由以上可以看出,看似明确的政策性金融机构职能与定位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明确。
由此凸显出新时代明确定位政策性金融机构职能的重要性。需要注意的是,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强化政策性金融机构职能定位”的“强化”究竟如何体现?根据理解,从总体上讲,其要义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首先,既然是政策性金融机构,三家政策性银行 (包括已被定义为开发性金融机构的国家开发银行) 就要不折不扣地坚守“政策性”职能定位,而政策性指服务国家长期发展战略,不追求局部或短期利益。其次,要与商业性金融机构有明确区分,不做商业性金融机构擅长的金融业务,秉持“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机构去做”,且政策性金融机构不再谋求所谓的“市场化”或“商业化”转型。换言之,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真正价值和发展前景在于更加政策化而不是更加商业化(至于如何在金融支持与风险收益之间寻求平衡则需专门探讨)。最后,政策性金融机构须回归和坚守本业,胸怀“国之大者”的定位,义无反顾地扛起服务国家战略这一重大宏观责任,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更多耐心资本和长期金融支持。回归本文主题,若着眼于旨在发展新质生产力和谋求要素组合效率驱动型增长而构建的新型金融支持结构,厘清职能和定位之后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所提供的长期金融支持,无疑将构成要素组合中一个举足轻重且地位独特的基本金融要素。
对于保险业。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要发挥保险业的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功能。此次对保险业基本功能的强调,看似在重申保险的基本要义,但若联系我国保险业的改革与发展现实,其意义非凡。重要的是,此次重申的保险业功能的两个基本层面,即经济层面的减震器功能和社会层面的稳定器功能,可谓直指问题要害,预示着我国保险业改革发展将面临重大调整。
从总体上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保险业取得了显著发展,目前已跻身全球第二大保险市场。但若对比核心指标,与发达国家仍有不小差距,甚至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例如,2023年我国保险深度 (保费收入与GDP之比)只有4.07%,全球平均为6.83%;保险密度 (人均保费)仅为516美元,全球平均为882美元。除数据对比上的客观差距外,我国保险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主要集中于其功能定位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不匹配,以及保险机构行为的短期化上面。具体而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保险业的功能定位不同程度地存在轻维系经济社会稳定而重追求短期回报的问题。一些时期,不少保险机构在产品设计、展业销售及定损理赔方面一味追求业绩扩张和短期回报增长而忽视其中的保险 (即风险转移和损失分摊)本质;在此过程中,一些保险机构俨然成为了纯粹的逐利者,导致保险乱象频发。在这种情况下,保险业不但无法起到分散风险进而构建社会经济保障机制的作用,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为经济社会风险的增加和扩散推波助澜。
与此相关,保险市场监管长期呈松弛状态。宽松的准入限制吸引了各种资本进入保险市场,新获批的保险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大量上市公司对保险牌照趋之若鹜。据统计,2013—2016年有50多家保险公司获准设立,排队待审的更是多达200多家。毋庸讳言,吸引各种资本竞相追逐保险牌照的主要诱因,不是分散风险和分担损失,而是切割保险市场“蛋糕”进而追求短期利益,更无从谈论发挥保险业的经济减震和社会稳定功能。这种局面因2017年的保险市场监管向严转变而有所改善,2020年以后,鲜少有上市公司宣布参与组建保险公司;从2022年开始,陆续有保险公司挂牌转让股权。
不过,保险监管趋严和保险牌照遇冷只是政策调整及其短期后果的体现,并未触及我国保险业未来发展的根本问题。虽然2014年8月《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曾提及有效发挥保险的社会稳定器和经济助推器作用,但如何明确定位保险业功能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给出了答案。正如前文所述,未来我国保险业的发展须基于保险基本功能的发挥,而保险业的基本功能就是为经济减震、谋社会稳定。也就是说,今后我国保险业要回归保障本源。当然,保险业不是不可以谋利,而是其谋利行为必须在履行上述两大功能的前提下进行。显然,这不仅仅是一次加强保险监管和严格市场准入的战术性调整,而且是我国保险业将要面临的一次重大战略性转型。不仅如此,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还进一步明确了保险业转型的重点方向,即商业养老保险、健康保险、科技保险、绿色保险、农业保险;与此同时,还强调建设再保险市场,建立健全国家巨灾保险保障体系,而这些均属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保险业发展的薄弱环节。其中,特别提及科技保险,仅就本文主题而言,这直接要求保险业应当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保险保障。发展新质生产力,特别是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本身充满不确定性,除借助科技金融等途径提供金融支持外,还需保险机制的有效介入。可以说,没有保险业提供经济减震和社会稳定机制,发展新质生产力将失去重要保障。由此看来,新的功能定位赋予保险业全新使命,同时将我国保险业提升到一个服务和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高度。
综上可知,赋予金融角色新功能意味着我国金融体系结构的重大重构,经过此次重构的金融体系结构将形成中国式“最适金融结构”。概括而言,中国式“最适金融结构”包括:集发挥缓解信息不对称、营造外部市场压力、改善内部公司治理结构和融资枢纽功能于一体的资本市场,发挥服务实体经济主力军和维护金融稳定压舱石功能的国有大型金融机构,立足当地开展特色化经营的中小金融机构,聚焦服务国家战略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以及发挥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功能的保险业。重要的是,这种全新的金融体系结构所体现的金融生产力和金融生产关系的有效搭配,也将构成未来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基本金融支撑力量。当然,现实中并不存在永远不变的“最适金融结构”,其与经济发展过程的适配性需要根据具体条件的变化而随时进行调整。
前文已经提及,制度、技术及二者与经济增长绩效 (包括生产率)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派关注的核心问题,可以说贯穿了现代经济学发展始终,学术界对此有过长期的讨论和争执。
前文已强调,制度、技术及二者与经济增长绩效的关系问题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理论框架的核心。但具体到金融层面,既有文献针对金融技术、金融制度及二者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之间关系的讨论并不多见。无论是金融理论界、金融实务界还是金融政策制定者,当谈及金融新质生产力,更多是强调金融技术进步层面,甚至将发展新质生产力等同于金融技术进步,而对金融制度特别是金融组织变革的作用有所忽视,更不用说金融技术、金融制度及二者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之间的有机联系。
基于上述原因,一段时期以来,我国金融实务界将发展新质生产力更多聚焦于加大金融科技投入层面。例如,商业银行通常会对标美国摩根大通银行的金融科技表现。据统计,摩根大通银行2023年的科技预算高达153亿美元,技术团队拥有5.7万人(占员工总数的 20%)。相比之下,全球最大商业银行且金融科技居于国内商业银行领先地位的中国工商银行,2023年的科技投入只有272.46亿元,科技人员3.6万人,仅占员工总数的8.6%(当然,国内外商业银行之间的金融科技数据是否具有可比性另当别论)。于是国内不少金融机构凭借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政策“东风”,纷纷加大对金融科技的投入,以求在新一轮金融科技竞争中占得先机。
国内金融机构加大金融科技投入本身并没有错,但还需关注金融组织效率的提高。换个角度看,金融科技方面的差距或许可以在短期内缩短甚至反超,但金融制度方面(如经营管理水平、组织效率及风险文化等)的差距则需要经过长期的体制机制变革与完善方能得到有效弥补。而加大金融科技投入,看得见摸得着,绩效显示度高,通常能有立竿见影之效。相比之下,金融组织效率的增进特别是金融风险文化的重塑,如没有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和积淀则难见成效。特别是,企业文化的培育、从业者金融行为的塑造更是需经长期锤炼方能显现效果,进而在日常经营管理过程中化为自觉行动。重要的是,这种努力通常看不见摸不着,其过程潜移默化,一时无法量化其绩效,而且在不少情况下还“费力不讨好”。毫无疑问,人们自然更偏好于短期见效的策略。若着眼于此,单方面依赖金融科技投入,并试图据此发展新质生产力,在某种程度上属于一种合情合理的金融短期行为。然而问题是,如果没有金融制度和金融组织效率的提升,或者说,没有参与其中并主导金融资源配置的“人”或“队伍”的品质提升,再好的金融技术进步都无法有效转化为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和金融风险处置水平的提高,更不用说长此以往还会形成科技依赖、“管理偷懒”甚至酝酿金融科技泡沫;而“人”或“队伍”显然属于金融体制机制范畴。这就是前文所述“诺斯余值”的价值所在,也是马克思构建“生产力-生产关系”理论框架的精髓所在,更是习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的要义所在。
由此触及问题的另一个重要层面,无论是技术进步还是制度改善,要对其做出合理精确的价值判断,都需要对照经济增长绩效和资源配置效率(或生产效率)。技术进步与生产效率提高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经常被提及的老话题。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早在1987年,针对计算机的应用和普及,社会大众营造预期将会有效带动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但索洛通过数据观察予以否认,认为“计算机随处可见,但却看不到生产效率提高的数据”,由此形成所谓的“索洛悖论”(Solow Para‐dox)。这揭示出,技术进步推动生产效率提高并非必然。循着索洛悖论的逻辑,金融科技进步并不必然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多年后,法国学者托马斯·菲利庞(2023)论证了金融技术进步与金融效率之间的反常关系。对于随着计算机的普及和应用,金融服务效率大幅提升、运行成本大幅下降的认知,菲利庞提出疑问,过去一百年,至少直到最近,计算机的应用与生产效率的关系并没有什么变化,测算美国1870—2020年金融中介成本占GDP的份额发现,与百年前相比,该份额不降反升。这意味着,尽管伴随高效的金融科技应用,但与1910年的金融体系相比,现今的金融体系似乎并不能更有效地将资金由储户转移到借款人手中。问题是,在大多数行业,创新有利于增长,但金融创新为何对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贡献不大?主要原因显然不在金融创新和金融技术进步本身。由此揭示出,除非还有其他条件支撑,否则金融科技创新不会自动增强或实现金融服务的稳定性或大众化。
既然金融技术进步与金融效率之间的关系如此不显著,那么,是什么因素与金融效率之间存在显著关系呢?或者说,金融技术需要借助何种因素的帮助才能进入提升金融效率的逻辑通道呢?问题便又回到前文阐述的主题,要想从金融科技进步中获益,需要在金融科技之外寻找出路。或者说,对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除金融技术进步外,或许更为重要的是金融制度改善。这就意味着,对于计划加大金融科技投入的金融机构而言,在准备投下重金之前,应当暂停脚步想一想,自身是否为接纳由此带来的金融科技进步做好了金融制度准备 (包括内部和外部的制度准备)?对此,一位法国学者针对全球范围围绕AI提升生产效率争执的提醒值得反复琢磨。他认为,AI是一种只有在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中才能发挥作用的“系统性技术”,这个生态系统需要具备包括资本和人力资源的可用性、新的经济和生产系统的建立,以及相关技术文化的创造在内的诸多条件(吉勒·巴比内,2024)。言下之意很明确,离开包含制度因素在内的复杂生态系统,AI技术无法独立行事,或者说在短期内能做的事并不多。不仅如此,从另一角度看,若离开相应金融制度特别是监管制度以及相关法律制度的有效支撑,一些先进技术的“自我放飞”极有可能酿成灾难性后果。归根结底,金融技术进步本身是一把“双刃剑”,在准备享受其中“一刃”带来的丰厚回报的同时,需要构筑牢固的金融制度盾牌来防范“另一刃”的可能伤害。
从更深的理论层次考察,任何科技进步都有自身的有效边界,金融科技进步也不例外。例如,近些年来被热炒和追捧的数字化转型。针对金融机构经营管理过程的诸多问题,似乎数字化可以“药到病除”。不少金融机构包括大型商业银行将数字化作为提升核心竞争力的第一要务,争先恐后推出数字化转型方案。必须承认,金融科技是不少金融机构的短板,数字化转型确为推动金融科技进步之必须,但弥补金融科技短板是一个综合工程,数字化再重要,也达不到只靠数字化就可以实现提升核心竞争力的目的。就数字化涉及的信息处理本身而言,从大的方面讲,我们不可能穷尽大自然以及人类社会的全部信息,具体到金融领域,也难言将金融运行过程的所有信息“一网打尽”。因此,数字化拥有自身明确的疆域。仅就数字货币而言,数字化只能优化货币的信息部分,无法优化其中包含的经济价值 (陈彩虹,2024)。金融也是如此,包含在金融资源配置过程中的经济价值以及人们的金融素养、金融意识、金融风险偏好以及金融行为方式等,同样无法被数字化。不仅如此,数字化技术本身没有善恶之分,但数字化转型过程必然会渗入人性因素 (如投机取巧、急功近利),会创造出机会主义空间,使得人们的短期投机逐利行为借助于此迅速放大且快速得手。因此,完整意义上的金融数字化转型必然包含担负矫正和纠偏使命的配套金融制度安排。
当然,需要提醒的是,金融技术与金融制度的关系十分复杂,两者之间通常“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在评判其对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和有效管理金融风险的可能贡献时,很难将两者截然分开。如果非要对两者之于金融效率的贡献分出个青红皂白,则很容易陷入“技术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的泥淖。在一些情况下,金融技术进步会通过改变既有金融制度的成本收益结构以及风险收益结构而推动金融制度变迁;在另一些情况下,金融技术创新还会对金融制度结构或金融组织结构提出新要求,从而推动金融制度变革和创新。金融技术创新是金融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而金融制度结构本身则因内在的稳定积淀特质而具有延缓甚或抵触金融变革的“惰性”;如果没有金融技术的冲击,大量宝贵而稀缺的金融资源或许在旧有金融制度结构和金融流程中被长期低效甚至无效配置。正是由于金融技术总如雨后春笋般寻求短期突破,而金融制度(无论是金融组织结构还是金融风险文化) 因其固有的积淀性和稳定性而显得“老成持重”。因此,作为一种常态,金融技术进步推动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短期效能发挥往往需要等待长期的金融制度调整。在这种情况下,全面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以改善金融技术进步的制度条件,对于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而言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旨在初步分析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金融因素的角色调整和贡献机制。毋庸置疑,新质生产力发展必然会对金融支撑机制提出全新要求。由于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基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历史性转换的宏阔背景,同时牵涉作为其核心标志的全要素生产率这一蕴含丰富的重要范畴,因此,需要从整体上把握金融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逻辑。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整体,既包括基于我国长期经济改革与发展过程的历史逻辑,也包括基于中国发展重新看待和梳理既有理论史(特别是主流经济学) 相关命题和判断的理论逻辑。毫无疑问,本文将寻求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的辨证统一。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是对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进入新阶段所面临重大挑战和历史性机遇的一种战略性回应。我国经济已进入寻求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必将面临多方面挑战,其中主要包括技术进步挑战和制度改善挑战。与此对应,发展新质生产力恰好体现了迎接上述两重挑战的深刻内涵,因为作为其核心标志的全要素生产率包含了技术进步贡献和制度改善贡献双重内涵。不过,对于新质生产力的上述要义,迄今为止的一些研究似乎失之偏颇,不少研究更多甚至单独强调其中的技术进步层面,而对或许更为重要的制度改善层面有所忽视。如果不从整体上全面而准确地诠释新质生产力的真正含义,进而消除不必要的误读,则极有可能在现实中形成轻此重彼甚至顾此失彼的政策误导。更为重要的是,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意味着增长方式的转型,即由原来的要素投入规模支撑型增长转向要素组合效率驱动型增长。要素投入规模支撑型增长对应我国经济的快速崛起阶段,更多体现经济要素或者经济资源的投入规模和速度。应当承认,要素投入规模对于我国经济的奇迹般崛起厥功至伟,但也不可否认,bwin官网单纯的要素数量贡献具有难以逆转的边际递减效应。在这种情况下,向要素组合效率要增长就势在必行。要素组合效率驱动型增长离不开技术进步和制度改善,而技术进步和制度改善又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要素。因此,谋求要素组合效率驱动型增长与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高度契合性。显而易见,发展新质生产力十分精准地牵住了要素组合效率驱动型增长的“牛鼻子”。
发展新质生产力离不开金融支撑,但有效的金融支撑需要重新定位金融角色。若着眼于经济演进的长期历史过程,金融角色定位的变迁明显对应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账房角色”基于经济恢复重建背景,凸显财政主导格局中金融因素的辅助和配合作用。“核心角色”贯穿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主要过程,充分彰显以国有大型金融机构为主体的金融体系在引导和配置金融资源方面的显著优势,其所拥有的强大金融支持能力几乎以一己之力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奇迹。但经济增长车轮不可能永远疾驰于快车道,在经济运行逐步进入中低速通道的情况下,若金融体系继续留在金融支持快车道,则必然会与实体经济的实际需要渐行渐远。不仅如此,金融运行一旦疏离于实体经济过程,轻则导致金融资源无效“空转”,重则酿成系统性金融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血脉角色”应运而生。这一新定位立足于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血肉联系,金融角色重新回归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本源,可谓完成了一次意义非凡的“拨乱反正”。“血脉角色”同样强调金融支持,但相较于“核心角色”,金融角色从原来看重速度与规模转向追求质量与效率。特别是,“血脉角色”还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主义哲学特质以及中国经济金融改革与发展的整体思维,致力于经济金融体系的整体调整与总体改善,从而充分体现新质生产力发展对金融角色的新要求。
金融角色新定位意味着金融体系的战略性重构。为了厘清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金融体系结构,对原有金融机构的功能进行重新诠释势在必然。在此过程中,澄清和纠正此前有关金融体系结构的误解和误导也在情理之中。强调资本市场优化融资结构的枢纽功能,意在引导人们扭转长期加之于该市场的单一融资角色看法,转而赋予其更为基础性的信息不对称缓解、增加外部市场压力以及改善公司内部治理功能。资本市场的重心由融资规模扩张转向融资机制重塑,更加符合发展新质生产力对要素组合效率的新要求。改革开放以来,国有大型金融机构(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一直是金融支持的“中流砥柱”,但后来长期困扰于集中度(或所谓的“垄断”)和市场化的艰难平衡。支持其当好“主力军”和“压舱石”,除了破解上述“艰难平衡之惑”从而为其“国之金融重器”身份正名之外,实际上还意在强调其基本功能应由提供要素投入规模转化为提高要素组合效率,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新质生产力发展。受各方利益博弈影响,中小金融机构的市场定位不断摇摆,针对其发展的政策倾向并不连贯,降低进入门槛的既有政策尝试已被证明充满风险隐患。由此,对其严格准入顺理成章且有纠偏立规之意。此外,重申政策性金融机构服务国家战略的职能定位和保险业的经济减震和社会稳定功能,均具有极强的短期纠偏含义和长期指向意义。从整体上看,对金融机构的再定位标志着我国金融体系将迎来历史性重构,同时意味着经由改革过程反复试错塑造的中国式“最适金融结构”初步形成,这一金融结构堪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历史重任,一条极具中国特色的金融发展之路也将由此铺展开来。
本文最后试图在厘清金融技术、金融制度及二者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之间关系的问题上做些努力。这既是整体把握金融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内在逻辑的需要——上述关系是新质生产力(特别是作为其核心标志的全要素生产率)本身兼具技术进步和制度改善双重内涵的逻辑延伸,也是对现实中关于金融技术与金融制度之间关系认知存在的某种程度误读的一种直接回应。
【9】竞争通常被认为会激励公司更加重视效率,实现资源最优配置,但这一结论并不适用于银行业。从历史角度看,银行业一直是被严格监管的行业。更深入分析,由于银行业存在摩擦 (如进入壁垒和信息不对称),所以适用于完全竞争市场的福利定理并不能被直接运用。当然,理论界对于银行竞争绩效的结论并不统一,一种观点认为竞争会增加风险,从而影响银行业稳定性;另一种观点认为竞争会在整体上提高信贷质量,进而促进金融稳定(卡苏等,2020)。
【10】摩根大通银行的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 (2021)曾经抱怨美国大型银行的市场地位偏低,认为相比其他国家,美国银行业的整合度偏低,美国大型银行在金融体系中的主导程度也比其他多数国家偏低。除银行业集中度不高外,美国大型银行的规模与美国经济总量也不匹配。所谓“大而有害”“过度整合有害”的言论,已经被其他国家的实践证明是错误的,这些国家往往拥有许多经合并的大型银行机构,市场集中度也比较高。特别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一些整合程度较高的国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等)并没有出现危机。
【11】除中国工商银行外,2023年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邮储银行的金融科技投入分别为250.24亿元、248.5亿元、223.97亿元、120.27亿元和112.78亿元;金融科技人员数量分别为1.6万人(占员工总数4.33%)、1.3万人(占比2.9%)、1.45万人(占比4.74%)、0.78万人(占比8.29%)和0.5万人(占比3.58%)。
【12】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学者查斯曼调查了292个企业发现,IT投资和投资回报率之间不存在显著关联。索洛将上述现象称为“生产效率悖论”(Productivity Paradox),也称“索洛悖论”。
【13】202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凯梅尔·达龙·阿西莫格鲁认为,人工智能只会有限提高生产力,未来 10 年对美国经济产出的贡献不会超过1%,对全要素生产率(TFP)的贡献不会高于0.66%。这与高盛的预测形成鲜明对比,高盛认为生成式AI可以让全球GDP提升7%。